新時代我國地方治理的新進展新時代我國地方治理的新進展 鬱建興 2019年12月23日08:21來源：學習時報 原標題：新時代我國地方治理的新進展地方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得以繁榮昌盛的基石。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圍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當代中國地方治理發生了顯著且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 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深入。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之一。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迅即在全國各地得到貫徹。在地方治理實踐中，“只進一扇門”“最多跑一次”等改革從方案的命名即改變了過去以政府為中心的特征，將人民作為改革的主體。在實施過程中，這些項目著力從民眾視角理解服務需求、設計服務內容、優化服務供給，提高人民群眾的滿意度。不少地方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融入政府考核評價體系之中，從群眾需求滿足的視角評價政府部門的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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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政府行為邏輯的轉變。在社會治理領域，繼承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信訪“最多跑一地”等改革，也都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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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為中心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地方治理行為的最終指向，從而較為有效地改變了以往政府作為單一主體的治理邏輯。 多元治理主體之間更加協同。地方治理有別于地方政府管理。地方治理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治理的主體包括政府、社會組織、民眾個人，甚至市場主體。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日益復雜的地方治理情境，政府以外的治理主體開始更多地融入地方治理實踐中，成為地方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進一步推動了“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建設。源自浙江省桐鄉市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改革或類似改革，如重慶市開展的“鄉賢評理堂”、蘭州市開展的“市民城管”等，將地方治理中的各方主體融合到了一個正式制度平台，讓來自政府以外的治理智慧更充分地發揮作用，致力于實現社會有效治理。在生態環境領域，“民間河長制”等改革項目讓許多熱心環保事業的民眾實質性地參與到環境治理工作之中，成為監督污染排放、規制企業行為的共同主體。在行政改革領域，政府通過優化線上服務平台、開發移動客戶端、推廣微信公眾號等方式，有效拓寬了政府與企業、社會組織、民眾個人的交流溝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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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政府以外的治理主體能夠共同設計、共同評估、共同改進行政服務。 地方政府內部更具整體性。近幾年來，“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進，倒逼著地方政府開展流程再造，減少不必要的行政環節，發現並解決部門協調中的“堵點”，使政府內部運行更加有序，整體性政府的特征逐漸顯現。以“最多跑一次”改革為例，浙江省通過開展這一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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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行政服務大廳的辦事窗口改為“無差別受理窗口”，企業和群眾到任何一個窗口都可以辦理所有行政服務事項。這些事項所涉及的各個部門職能，都由政府內部協調完成。對于辦事企業和群眾而言，他們只需要與一個“政府”打交道，而不需要像過去一樣，挨個“拜訪”政府部門。這種內部協調性的提升，也體現在城市治理和公共健康等其他領域。例如北京市開展的“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改革，通過更多地向鄉鎮、街道賦權和更系統的權力與責任劃分機制，縱向聯動不同層級政府、橫向聯動不同管理職權的部門，較為有效地解決了“看得見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見”的問題。還如各地都在開展的縣域醫共體建設，通過推進整合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進一步減小需求與供給之間的不對稱，降低了醫療服務成本，提高了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質量。 地方創新更加有序。允許地方根據屬地治理需求開展創新，是中國改革開放得以成功的重要機制。黨的十八大以來，高層級政府通過部分上收改革創新權限，同時允許地方政府通過事前請示的方式申請創新，增加了對創新方案的外部監督和把關環節，規範了地方政府的創新行為，也更好地統籌了地方創新的方向和任務。而且，高層級政府通過鼓勵“請示授權”式的創新，也讓創新方案能夠獲得更多、更充分的討論，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創新方案的科學性，減少了創新失敗的風險。高層級政府通過將上下互動開展地方治理創新的形式制度化，進一步保證了地方治理創新的合規性。與此同時，為了消除地方政府或其他治理主體為規避風險而停止創新的顧慮，多地政府出台了改革創新的容錯免責機制或類似制度，鼓勵地方治理主體有序開展地方創新。 數字技術成為地方治理的重要工具。這是當代中國地方治理中最具顯示度的變化，也是中國經驗引領全球地方治理實踐的關鍵領域。201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了“互聯網+政務服務”的新要求，開啟了數字技術與公共治理深度融合的序幕。2016年9月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2020年底前，實現互聯網與政務服務深度融合，建成覆蓋全國的整體聯動、部門協同、省級統籌、一網辦理的‘互聯網+政務服務’體系，大幅提升政務服務智慧化水平，讓政府服務更聰明，讓企業和群眾辦事更方便、更快捷、更有效率。”在此後數年中，信息通訊技術、大數據、互聯網等成為地方治理中的關鍵詞。各地開展的“放管服”改革紛紛提出讓“數據跑”代替“群眾跑”，打破信息孤島推動政府信息的互聯互通，運用大數據技術實現民眾需求的實時反饋和各類治理問題的有效識別。2016年以來，全國多地成立了大數據管理局或類似機構，以統籌公共數據，推進技術與治理的融合。部分地區還借助第三方機構的技術支持，成立了“城市大腦”等智慧治理平台，輔助政府和其他主體開展公共治理。以杭州市“城市大腦”為例，通過引入城市交通大數據，“城市大腦”實現了對交通信號系統的智慧控制，城市道路通行效率得到了顯著提升。事實上，前文討論的諸多變化，如政府治理邏輯的轉變、治理主體之間的協同、地方政府內部的協調等，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數字技術帶來的新機遇。 縱觀新時代的地方改革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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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地方治理正在從政府主導、碎片化的單兵突進式改革向多元主體相互協同、依託數字技術、系統全面推進的共同治理格局轉變。上述變遷，主要得益于兩方面的舉措，一是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二是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的兩個積極性。前者保證了自上而下的原則、方針、政策可以在地方治理實踐中得到有效貫徹和體現；後者則讓源自地方、源自社會的治理智慧和治理經驗在地方治理實踐中得到有效運用，並且使那些行之有效且具有普遍意義的做法進而上升為更廣區域內的政策文件，得到擴散和推廣。 當然，我們也應該認識到，新時代地方治理同樣面臨著許多新的挑戰，例如社會組織、公民個人參與共同治理的意願不足，地方治理主體的能力還不足以支撐大規模和快速的數字化治理轉型等問題。破解這些難題，關鍵仍在于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與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底色和優勢。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把“健全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體制機制”作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作出了部署。今後，我們需要更好地協調兩者之間的關系，充分認識和運用好集權與分權的辯證法，在保證黨委政府權威的同時，更多地將財權、事權下放地方，更多地將治理責任重新讓渡給社會，調動共同治理的積極性，培育政府以及其他治理主體的能力，讓地方治理有效運轉起來。規範研究方法重視數據開發加強理論總結學苑論衡：人口學創新發展的著力點 任遠 2019年12月23日08:04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當前，我國人口發展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特點，如家庭結構變化、人口流動性增強、老齡化速度加快等。這對人口學發展提出了新要求，需要人口學為國家和社會未來發展提供真知灼見，也為人口學創新發展提供了增長點和著力點。新時代的人口學發展應從比較重視人口數量研究向更加重視人口結構、人口素質和人口分布研究轉變，具體來說，應重點關注以下三個方面。 對人口現象進行嚴謹規範分析。只有通過規範的人口分析，才能對人口發展動態、人口和發展的關系、人口變動產生的影響等形成科學的看法。準確的數據、明確的概念和科學的方法是正確分析人口問題的前提，也是人口學成為一種科學的重要基礎。隨意抓取個別數據就展開討論，而不深究數據的口徑、準確性和方法的科學性，得出的結論往往不會正確。例如，討論生育問題首先要對生育水平進行科學衡量，明確討論的是時期生育率還是隊列生育率、是一般生育率還是終身生育率。當前，隨著人口學發展，對生育、遷移等問題的研究方法不斷豐富，不同的間接估計指標得到創新和應用，對人口存量和人口變動流量的分析工具也相應得到擴展。同時，人口學與社會學、地理科學、經濟科學的交叉結合不斷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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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推動了研究方法的進步。但無論如何創新發展，規範的研究方法是基礎，是推動學科長遠發展的根基。 重視人口數據的開發和使用。人口數據是開展人口學研究的基礎，是人口學發展的生命線。人口數據的大量積累，為我國人口學繁榮發展提供了巨大空間。普查是獲取人口數據的經典來源之一，為當代人口學研究提供了不可比擬的巨大數據資源。我國作為人口大國，國家有關方面開展的人口動態調查，也積累了規模巨大的人口數據，成為人口學發展的重要資源。與此同時，人口大數據的積累和應用也在快速發展。值得指出的是，一些數據庫的調研範圍非常廣泛，只要增加一些變量，就可以在較小的數據搭載基礎上推動形成更加豐富的學術成果。應與時俱進推動大型數據庫建設，推動數據收集方法、普查問卷設計的更新與改革，使人口數據能夠更好地為人口學發展所用。此外，一些大型數據庫資源還未得到充分開發利用，如能按規定擴大開放共享，也將有利于人口學長遠發展。 重視人口理論建設。理論是對規律性的認識，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質聯系。學科理論是一門學科賴以形成的基石。有一種觀點將人口學局限于人口統計學和分析方法，這就將人口學簡化成一門方法論科學。其實，作為一門社會科學，人口學研究的是人類社會中人口現象所具有的內在規律，以及人口和社會經濟、資源環境體系之間的密切關系。從長期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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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人口學研究重視實踐性和應用性，而這些實踐研究需要上升為理論知識才能更好地促進學科發展，並更好地服務于公共決策和應用實踐。因此，只有重視人口過程和人口發展的內在規律、重視人口與人類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才能深化對人口問題的理論探索，推動人口學更好地成為知識生產體系的組成部分。 （作者為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副所長） 《 人民日報 》（ 2019年12月23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