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非典型問題”今天早上在看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下卷的時候，當讀到二戰後各個發達國家和新加坡、韓國等發展變化的時候，以及聯系到中國在20世紀的發展變化，我對“發展階段”這個問題提出了疑問。導師在平時的時候，特別是談到中國和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和中國自身發展的局限性的時候，總會提到“發展差距”這個問題，很多時候，一提到“發展階段”，很多問題就感覺找到了主要原因或是根本原因一樣，然後不用再深入的發現其他問題和原因了。但究竟什麼是“發展階段”？“發展階段”有哪些形式？“發展階段”為什麼存在？以及“發展階段”的影響是什麼？還有有沒有辦法突破“發展階段”？首先，“發展階段”是一個時間概念，“發展階段”存在的基礎是有一個比較長的時間跨度，並且在這個時間跨度中存在差異，由這些差異分成的若幹個時間段，在這些時間段中事物的發展特點和存在特征是存在差異和區別的，這是在時間這個維度上來理解“發展階段”。雖然這麼講可以說得通，那麼證據呢？證據的話可以把人類社會當成一個時間跨度的話，人類社會以社會形態為特征可以區分為奴隸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信息化社會幾個發展階段，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形態都有著明顯的差異和區別。但是，“發展階段”只存在于這樣的線性發展規律中嗎？我想應該是不是的，在同一個發展階段的內部可能存在多種發展階段，比如說在去年雁棲湖集中上課的時候，我選了何傳啟老師的《現代化科學導論》這門課，他有一個“長江模型”可以解釋這一點，就是在當今的中國，因為受歷史和自然環境的制約，受資源和政策的影響，存在著復雜的社會形態，以長江為例，從長江源頭到長江入海口，存在著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和心信息化社會等多種文明形態，比如說在長江源頭的三江源地區，處于青藏高原的腹地，交通不便、人口稀少、資源短缺、信息閉塞以及處于未開發狀態，所以該地與原始社會的區別並不明顯，順著長江途經四川、重慶、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和上海，經歷了原始森林、高山峽谷、起伏山脈、高低丘陵、湖泊盆地、衝積平原等等不同的地形地貌，也經歷了原始民居、分散村落、峽谷村鎮、河流城鎮、盆地小城市、山中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等不同的社會物理形態。所以，如果按照時間的角度來思考，“發展階段”向前是不兼容的，向後是兼容的，也就是說信息化社會裡會同時存在奴隸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等多種社會形態，比如說當代社會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原始部落裡面仍然是奴隸社會形態，在世界的各個地區也存在著農業社會形態，大多分布在山區、交通不發達地區和城市的週邊地區。但是在奴隸社會文明中絕不會存在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乃至信息化社會的形態。然後我們去思考，是什麼讓“發展階段”的變化在某些地方停滯了，而在某些地方就繼續向前發展？有人說是需求，有人說是科技，更有人說是創新，到底是什麼？估計這是所有人面臨的難題吧，因為如果存在一種現成的辦法或是策略，那些處于較低“發展階段”的文明豈不迅速趕超？當然，存在這種迅速趕超的可能性和例子，比如新加坡和韓國，中國也算其中之一。那又有問題了，新加坡、韓國和中國等這些國家算不算突破了“發展階段”?如果不算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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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如何定義這些國家的趕超？如果算的話，這些國家成功的經驗有哪些？這些國家成功的根源在哪裡？然後我就順著思路去思考，比如新加坡或是韓國，這兩個國家相對較小，體量小，只要集中精力做好一點就可以改變局勢，至少是相對來說可以立竿見影的，說白了就是靈活性比較好，我把這兩個國家比作是中小企業的崛起，雖然限于自己的先天資源不可能一下子做成大企業，但是在某些方面做得很好的話就可以打出品牌，就可以得到很好地收益，所以韓國其中精力打造高新技術產業，新加坡作為國際海上重要的交通樞紐，主要發展自己的石油加工業和航運業，並且利用國際化的市場來培養國際化的人才，所以這兩個國家可以說是彎道超車。但是中國的發展路徑與這兩個國家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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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口眾多，地區差異大，所面臨的問題復雜，要想實現整體的彎道超車很難，不像韓國和新加坡一樣只要集中精力發展幾個產業就可以改變局勢，中國需要做的是整體的提高和改變。中國這些年發展的很好，原因有哪些？我覺得很重要一點就是不斷地積累，並且能夠快速的積累，首先中國人口眾多，消費市場大，同樣需求也大，所以很多事情就很容易解決了，但是也同樣因為人口多，內部分異明顯，很多事情的解決並不是那麼快，也並不是那麼徹底，可能會存在多樣化的方式和多樣化的發展路徑，所以東西部的發展差距越來越大。那只有積累這麼簡單嗎？那些非洲或是拉丁美洲國家也在積累呀，發達國家也在積累呀？為什麼中國積累的效果就比這兩者好呢？原因還在于中國人口多吧，人口多市場大，包括消費市場、勞動力市場、商品市場、需求市場等等，一個國家在積累的同時，這個國家裡的每個人也在積累著，中國利用三四十年來輸出商品和服務，並且積累資本和技術，同時也一直在培養自己的人才。記得耶魯大學有個教授叫陳志武，他在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的時候發現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勤奮的人種之一。所以中國在同樣的時間裡把其他發展中國家拉開了差距。雖然自己在一頓亂扯，可也不是沒有道理哦。今天晚上在刷公眾號文章的時候，看到了王紹光教授的一篇題為《改革開放、國家能力與經濟發展》的兩萬五千字的在清華做報告的文章，感覺挺受啟發的，正好循著我今天所思考的主題進行深入的思考。上面我說中國走到今天靠的是積累，是積累的資本和技術，但是王老用一個很恰當的來概括了這種積累，他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成就靠的是國家能力。首先，他並不認同現在很多人所說的是因為改革開放直接促進了中國當今的經濟繁榮，而是由于改革和開放直接促進了國家能力的提升，然後促進了經濟的增長和繁榮。他為了證明他的觀點，他引用了很多的證據，比如說在上個世紀初，有很多的改革和開放都沒有成功，包括中國的戊戌變法和清末新政，以及埃及的薩義德改革和伊朗的禮薩汗改革等等，總體來看失敗的多，成功的少，日本是一個成功的例子，日本經過明治維新走上了快速現代化的道路。他還從對比的角度來說明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個成功的個例，他列舉了世界上相同時期許多國家的改革和開放的例子：“在過去40年，1980年，土耳其宣布開始經濟改革。在整個8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喀麥隆、岡比亞、加納、幾內亞、馬拉維、馬達加斯加、莫桑比克、尼日爾、坦桑尼亞、扎伊爾）開始改革；印度也開始改革。80年代末，一批拉美與加勒比地區國家開始結構改革。到1989年、1990年，上述這些改革有的比較成功（如越南）；有的經過多番試錯，才慢慢走上正軌（如印度）；大多數失敗了，有些還敗得很慘，比如東歐的某些國家。”那他所說的國家能力究竟是什麼？王老看來國家能力是一個國家將自己的意志、目標轉化為現實的能力。國家能力包括四種：汲取財政能力、宏觀調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強制能力。那現在又有疑問了，他所認為的國家能力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是怎麼樣的？兩者之間的聯系是什麼樣的？是相關關系還是因果關系，在說明國家能力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之前，他引用了兩個證據：一個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阿圖爾·科利（Atul Kohli）所著的《國家主導的發展》中的證據，比較了四個國家在20世紀下半葉的發展軌蹟：“這四個案例顯示，在追求經濟轉型方面，各國的國家能力不盡相同：韓國有一個有效的、促進增長的政府，尼日利亞的政府腐敗而無效，巴西與印度的政府出于兩個極端之間”。科利教授的結論是：“在發展中世界，創造一個有效的國家一般會先于出現一個生機勃勃的經濟”。幾年後，他將研究拓展到31個經濟體，包括很多非洲與拉丁美洲國家，國家能力的關鍵作用再次得到佐證：以政府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的質量作為衡量國家能力的指標，國家能力越強，長期經濟增長速度越高。另外一個是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一份大樣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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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究人員對141個發展中或轉型國家的國家能力進行了測度，他們同樣發現，國家能力越強，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然後，王老闡述了他的關于國家能力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論斷：“第一，國家能力比較強，可以為改革開放奠定比較堅實的基礎，包括制度保障、人力資本、基礎設施等。第二，國家能力比較強，可以為改革開放創造比較有利的內外環境。比如，只有具備一定國力，才能獨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經濟政策。第三，國家能力比較強，可以比較好地把握改革開放的方向和節奏。改革並不是要按照一個速率、朝一個方向走，有時必須要繞道走、要調整步伐。國家能力比較強，才有能力調節改革開放造成的損益分配，對利益受損群體進行必要的、適度的補償，避免社會矛盾激化。”從王老的邏輯和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國家能力作為改革開放和經濟增長之間的調節變量至關重要，他認為改革開放和經濟增長並不是一個必然關系，也就是說改革開放可能會失敗，也可能會成功，在強大的國家能力前提下，改革開放才能順利進行，才能按部就班，才能最終促進經濟增長。顯然，王老的論述和理論構架很難讓人發現問題和反駁，但是也不一定，在這裡我們假定王老的論述是成立的，可不可以把他的理論和邏輯用到個人發展上？很顯然，用知識遷移的方法可以把個人能力引申出來，但是個人能力影響的又是什麼呢？個人能力影響著個人目標的達成與否，那又問了，如果一個人沒有目標呢？又或者是這個人的目標在不同的時間點上會發生變化呢？我們還是回過頭來思考一下個人能力本身的問題，個人能力的提高是無限的，是沒有止境的，如果一個人不吃飯不繁衍不生病不死亡然後還很強壯也很聰明，那麼他可以統治地球或是統治宇宙了，很顯然這種假設在現實情況中是不成立的，所以個人能力的提高是有限的，那為什麼呢？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是有時間限制的，也就是說一個人能力提高是在一個確定的時間段裡進行的，還有，一個人得睡覺以及吃喝拉撒，這起碼得消耗掉這段時間中的三分之一，一個人不可能一生都不生病，所以生病大多數情況下會限制個人能力的提高，甚至還可能消耗掉個人能力，這是從每個人都會面臨的角度上來思考。在考慮個人能力的提高上還需要考慮差異化的因素，比如說智商，這個東西很大比重是天生的，後天不是不可以改變，可以改變的範圍因人而異，總體上來說並不大。還有就是健康水平，一個人的身體素質和智商同樣重要，因為身體素質通常情況下是智商的載體，雖然也有個例，比如霍金，但是很少。所以生下來就體弱多病的人能力提升顯然會受到限制，通常情況下也是負面限制多一些。除了這些，個人能力的提升總的來說需要的是外在的和內在的綜合因素影響，內在的包括個人的智商、認知、情商、主觀能動性和選擇，智商先天決定，後天改變的空間不大，情商可以訓練，但是的需要優質的家庭和學校教育資源，認知屬于個人心理和個人人格的綜合作用，認知水平與智商和情商存在相關關系，不存在因果關系，主觀能動性就是我們所謂的個人目標和個人志向，這些是一個人行動的動力和意志力，所謂的堅韌與毅力，還有就是選擇，俗話說選擇比努力更重要，如何選擇既存在必然性也存在偶然性，這個跟概率有關，也有個人運氣有關。外在的主要可以用教育來概括，包括三種教育：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家庭教育就是你出生在什麼家庭裡，這個家庭能給你提供什麼樣的物質支持和精神支持，學校資源可以理解為你能得到什麼樣的訓練和素質，訓練包括思維訓練、視野訓練、心理訓練等多種訓練內容，素質包括知識素質、健康素質、科學素質、心理素質等等許多隱性和顯性的素質，社會教育是建立在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的基礎上的，要麼利用家庭的資源來接受社會教育，要麼利用學校的資源來接受社會教育，或者是既利用了學校的資源又利用了家庭的資源來接受社會教育。所以，個人能力的提升是綜合因素所共同影響的結果，同樣，個人能力是很綜合的，個人能力包括哪些？也許很多人會說出一些所包含的能力內容來，但是能力不是數字，個人能力與個人能力之間是不可以比大小的，除非兩個人的目標是完全一樣的，現實是存在很多人目標是相似的或是一樣的，比如很多人同時競爭一個名額或是崗位，所以就出現了競爭，在競爭環境中優勝劣汰，在競爭中贏的人我們把他們命名為能力相對強，而那些輸的人我們把他們命名為能力相對弱，所以能力強或是弱是存在情景依賴的，沒有情景的對比是沒有意義的。那又有人問了，如果我利用了別人的能力來達成了我自己的目標，這該如何去定義和判斷呢？當然有人會說能夠利用別人也是你的能力呀，如果是積極的好的一面這就是所謂的領導力。哪還有人問了，那我把自己的目標變成大家的目標，這又該怎麼去想呢？那就看這個目標在什麼程度上有排他性，所謂的就是這個目標要是達成了，有多少人能跟著受益？然後在所有人都受益的前提下我的利益得到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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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所謂的能力就脫離個人能力了，就成了組織的能力和政治的能力，這就是政府和政黨所要關注的東西了。雖然談了這麼多，突破“發展階段”絕非易事，也絕不是只有一種金科玉律，如果是那樣的話，人人都成了精英、領袖和富豪了，每個國家都能超越美國了，所以“發展階段”本來就是個具有獨特性的問題，對于每個人、每個國家來說都是如此。​一、有趣的疑問 在中國人民抵抗疫情最緊急的時候，偉大的美國公司吉利德送來了一個神藥：瑞德西韋。 居士有個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答：這麼好的藥，為什麼只給中國人試用，不給美國人用？現在，美國人已經有幾十例病人了，為何不給美國公民也用上這個神藥？ 當時，美國的第一個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病例是中國人，1月24日的時候，他幸運地得到了神藥的注射。 盡管許多業內專家們認為他的痊愈不見得是神藥的功勞，無法排除一系列其它治療工作的作用，比如清華大學藥學院院長丁勝2月2日表示: “這一例病人的治療不說明任何問題”錛但此藥仍然獲得了國內無知大V們的一致好評和全國網民的一致跟風期盼。 二、中國患者的優先 到了現在，中國治愈的病人越來越多，目前已經超過1萬，中國民眾已經意識到，沒有瑞德西韋也可以。但現在美國、法國居然又相繼各出現一個給人用未上市的藥物的案例。 並且，這兩個病例又都是中國人！ 截至現在，全世界所有的2019-nCoV患者，只有中國籍的患者被注入了瑞德西韋。搞得全世界只有中國人優先了！截至2月21日，美國已經有34例病人，除了2個中國人之外，沒有任何使用了瑞德西韋的報道！ 法國已經有16例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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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德西韋也只給了1個中國患者用。 而1月31日有關瑞德西韋注射到美國第一例患者的論文發表侯，2月3號居然就在中國啟動臨床試驗，中間沒有任何其它的探索，就跳過第一期、第二期，直接進入第三期臨床試驗，參加試驗的患者計劃要超過600人。 看來，全世界（包括中國人）讓中國人率先試驗瑞德西韋的心情都無比急迫。 三、失去使用資格的西方人 為什麼美國公司、美國醫院、美國醫生、美國政府，為什麼如此國際主義，只給中國人用，不給美國人用？甚至法國人也跟風優先中國人試用瑞德西韋？ 是歐美患者不如中國患者金貴，沒有資格用這麼好的藥嗎？不是，歐美法律對美國患者的保護非常週到。這種“未經上市許可”的藥，如果要給美國患者使用，必須要有嚴格的條件，必須說明確實沒有別的藥可用了，還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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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沒有類似的藥，只有這一個藥是有可能的。而美國第一位患者被注入瑞德西韋的時候，中國已經治愈了40多例患者。而如今，中國和全世界已經有2萬多患者被治愈了。因此這些條件，瑞德西韋顯然都不具備。 四、富國貢獻智慧，窮國貢獻身體 許多跨國公司的藥物，比如治療艾滋病毒等，都喜歡到非洲、亞洲窮國去試驗，充分利用那裡的法制不健全，醫藥監管不嚴格，老百姓的安全意識底下的條件，迅速征集窮國老百姓參加藥物的臨床試驗。 有的時候，想想也不是完全不公平，藥物是世界的，發達國家貢獻了智慧，窮國當然也要貢獻點兒什麼。 發達國家付出了科研的努力，窮國用身體來付出，這也算是一種平衡吧 只是，窮國人的這種貢獻，留下的各種醫藥安全隱患太多，過去的教訓太沉重。 我們再回顧一下吉利德公司自己的聲明：瑞德西韋還沒有在任何一個國家獲得上市許可，也沒有在任何領域被證實是安全的（下面是官網截圖）。 瑞德西韋是為埃博拉病毒研制的，不是為2019-nCov，初步實驗結果是效果不明顯，不如其它兩個藥物。 五、藥物安全，自己負責比如美國第二位注入瑞德西韋的中國籍患者（38歲），美國醫生只一個勁的推薦這個藥，雖然我們希望相信他們是沒有幕後操作的，但藥物安全，只有自己能為自己負責。 特別是中國的土地上，我們真要做這個臨床試驗，一定要充分披露風險，也充分披露已有的有效治療方案。 剛出報道：瑞德西韋在中國的臨床試驗征集患者的過程出現了困難，沒有多少人願意參加，我想，這些患者是真正思考了問題，而負責實施試驗的醫生，也是充分披露了各種信息的。 可見，中國的社會，整體在成長。，